十三亿人共同书写的中国发展启示录
1978年，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罗伊斯特来到广州，他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最早来华的美国记者之一。在《中国牌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他基于自己的采访，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中国共产党人“是完全讲求实际的”。
2006年，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如此断言：“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因为那一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美国投资家库恩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从2002年到2012年这十年是中国发展、壮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历史将会记住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
在世界的眼中，2002----2012的短短十年，已成为新中国历史上跨越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这十年间，中国更加坚定地走在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十年间，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积蓄了雄厚实力；在这十年间，改革的协调性、系统性、全面性进一步增强，为科学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和制度支撑；在这十年间，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并上升为国家意志，全面回应了人民最深层、最本质、最永恒的关切；在这十年间，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力空前增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强大力量。
十年的新探索，再一次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时代命题，中国共产党人历经锤炼，对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清晰，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更加自觉更加自信。
十年的新征程，走出了一条受世人称赞的“中国道路”，它使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人民更加富足，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新的发展范式。
十年的砥砺与成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实践书写了一部正在进行时的中国发展启示录，值得品味，值得珍惜，以使中国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揭开中国未来发展新的一页。
启示一
在中国道路上，一个宏阔的、开放的、包容的、动态的理论体系不断成熟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理论创新始终与中国的发展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升华成熟，并在应对一系列考验和挑战中经受检验而进入新境界。
2012年7月27日，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2》说，近20年来，中国的GDP质量上升了46.5%。报告主编、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分析认为，这说明中国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GDP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特别是在2005年以后，GDP质量指数的增长速率明显加快，出现了加速提升的“异常点”。
“科学发展观带来了中国大地的勃勃生机。”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虞云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和灵魂是创新，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是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集中体现。
过去的十年，既是“黄金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机遇和挑战交织并存，党中央始终把握大势，准确判断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顺应形势变化，努力争取战略机遇；多手施策、积极维护战略机遇；坚持科学发展、用好战略机遇，不断探索充实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而贯穿其间的一条主线，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日益升华。
从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获得重要启示，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实践中经受检验，在推动经济社会切实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的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不断完善的科学内涵，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得以把握机遇、乘势而上的关键所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说，科学发展观是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的背景下提出的。这是过去十年间极其重要的理论成果，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科学发展观反映了当代世界的发展理念，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张星星说，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表明，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应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应是社会公平随着社会财富增加得到更好实现的发展，应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发展，应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要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担负着增加社会财富和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社会公平的双重使命，面临着促进经济发展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张星星认为，这就要求中国的未来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科学发展观是抓住发展机遇、解决各类矛盾的一大理论武器”，中共中央党校资深党史专家叶笃初教授说，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创新成果的逐步形成，既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发展优势进一步彰显。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是颇值得梳理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张宁分析，科学发展观和十六大以来的其他理论创新成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些理论创新成果都以对我国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判断为依据；都贯穿着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都在推动科学发展过程中形成发展。“换句话说，这些理论创新成果作为科学发展观在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延伸和展开，从不同方面体现着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提供了推动各方面工作科学发展的明确思路和政策措施，构成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过渡环节和中介纽带。同时，它们也以其各有侧重的视角，丰富着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
丰富的理论创新成果，对中国在新时期、新实践中遇到的一系列新问题，不断给出回答。
“从中国共产党在十二大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现在，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新路’，我们称之为‘中国道路’。”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虽然这条道路还未完全定型，但其道路的内容是确定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30多年来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的一系列的实践成就和理论成果的梳理与阐述，既是对过去三十年经验的总结，更是面向未来发展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要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讲清楚，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进而形成发展的共识与合力。”
叶笃初说，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是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十年，是加强对当代经济社会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性、前瞻性、系统性思考和研究的十年，生动地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创新方面的旺盛活力，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在他看来，“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战略的提出和贯彻，既构成了十八大召开的最重要的政治背景和理论背景，同时又成为十八大的题中应有之义，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将成为最强音。”
启示二
以人为本，人民至上，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人与物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现代化的目的和动力。
2002年，党的十六大闭幕不到一个月，胡锦涛率新一届中央书记处集体来到西柏坡，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执政为民的新理念。
“民生政策频频出台，民生投入逐年加大，十年间党和政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从“为人民服务”、“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再到“以人为本”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一心为民的政治追求，凸显了党执政理念的日臻成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副秘书长孙业礼研究员认为，以人为本的提出，解决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物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和目的，使中国的发展有可能避免西方国家走过的弯路，这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个重大贡献，对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我国的现代化起步和加速过程中，也曾出现过重物不重人的倾向，特别是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倾向。
孙业礼分析，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把发展观的视角从“物”转向“人”，转向人的需求满足和人的发展，明确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并非单纯的物质财富的积累，而是要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目前的中国，处于一个快速发展阶段，社会思想、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张启华说，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就后，人们必然会提出更多方面的民生需求，如收入差距、食品安全、医疗、住房、教育、就业、安全生产、社会治安、诚信道德等方面，尽管有了大幅改善，但与群众不断上升的新期待仍有距离。
正因如此，十六大以来，在“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的民生建设驶入了快车道。
民生指标备受重视：“人均”概念写入“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等目标；在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中，提高了就业率、社会保险率等民生指标考核权重。
民生政策频频出台：全面取消农业税，推广新农合、新农保，连续降低药品零售价格，连续8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多次上调个税起征点，提高国家扶贫标准。
民生投入逐年加大：2004年至2011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年均递增21%，中央财政教育支出2012年与2005年相比增加了近10倍，保障房建设资金从2007年到2011年实现了20多倍的增长……这些变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这十年是社会事业发展最快的时期，社会保障事业已经普及到绝大多数人，公共服务的规模也日益扩大。”
十年间，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与2002年相比，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1.8倍，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下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00美元，城镇新增就业连续5年超千万。
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全民基本医保制度框架基本形成，正在走出一条以自己的方式解决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的路子；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制度已覆盖城乡，广大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全面实行城乡免费义务教育。
“更重要的是，重视和改善民生的指导思想在多个领域的公共政策中均有充分体现”，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李爽说。
特别是在面对挑战与困难的时刻，执政党始终把改善民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放在重要位置。
比如，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与一些国家纷纷实行紧缩政策、削减社会福利，并由此引发种种社会矛盾不同的是，中国反而进一步加大了社会事业、社会保障建设的投入，并将其作为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中的重要环节。仅以受冲击最为严峻的2009年为例，中央财政安排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就比上年增长了29.4%。
“小康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现代化概念，蕴涵诸多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内容，如，经济发展、民主健全、科教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活殷实等多方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说，这些都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需要，是对发展的核心价值的新判断、新追求。
十年间，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改善，公民权利得到比以往更好的尊重和维护。这十年间，人民民主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重大事项社会公示、重大决策征求意见、社会听证等制度的实施已成常态；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深入人心；“开门立法”、“民主立法”大力推行，网络问政蓬勃发展。公民个人权利更加彰显：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宪法；2007年10月，物权法施行；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同年，选举法修改，城乡实现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全国人大代表；2012年，“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更加自信、更加完善，从而为过去十年的改革发展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只有在政治大局稳定的前提下，我们才能专心致志地搞建设、搞发展。”郑新立说，只有改革开放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人民越来越有自信，中国的发展前景才会越来越光明，而这也正是中国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结果，这也愈加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从新世纪之初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20年预期完成这个目标，未来8年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更具决定意义，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高全体国民的幸福感。”常修泽说。
有媒体报道说，“幸福”正成为诸多地方的施政目标。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至少18个省(区、市)明确提出了“幸福”的概念。去年的数据则显示，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
启示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稳定社会环境，为人类社会和谐共存指明新的方向。
“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从来不是一段如歌的岁月。与现代化相伴随的往往是人与人关系的紧张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孙业礼说，随着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城乡发展差距、地区发展差距、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阶层分化剧烈，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关键。大多数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前期都曾经历过激烈的阶级斗争。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常常会进入社会矛盾的尖锐和突发期。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进入新世纪，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中国现代化已进入了这样一个关键的阶段。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炜说，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在经历城市化快速发展、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同时，社会领域也在发生重大变化，除积极变革外，社会矛盾累积，风险增加。在一些热点领域易出现纠纷，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事件。而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不协调、不科学、不可持续的负面效应，集中投射、释放于社会层面，社会管理的压力骤增。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能否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稳定的发展局面，对于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中国发展前景至关重要。
孙业礼分析，科学发展观正是从这里破题，首先强调的就是社会建设，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这就解决了现代化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张宁说，这一理论的重大判断是，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目标是把“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意义是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基本要求是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基本原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
“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走一条兼顾效益与公平，既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又能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现代化新路。”孙业礼认为。
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第一次超过50%，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认为，这是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大变迁。“城市化提速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主要原因之一，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收入差距扩大、劳资关系紧张等城市病的集中出现，也给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难题。”
“十年来，我国社会正处在内部结构大变动、利益格局大调整的过程中，如何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保持和谐稳定，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常修泽说。
从10年的实践来看，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宏大框架逐渐形成；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频见于中国政治事务之中，到将“群众观”、“服务观”作为处理好社会管理问题的首要基本理念；从党政部门开展大接访、大走访，认真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应急管理处置能力逐步提高，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和急剧转型过程中，社会大局始终保持稳定，为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启示四
建设生态文明，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中国的现代化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人类社会在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都是成功的探索，而是有着痛苦的经验，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孙业礼说，工业革命至今的二百多年间，随着人口的增加，加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大大加强，人类对环境影响的能力空前加大，而支持人类生存的环境则急剧恶化。
观察中国向现代化挺进的过程，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始终相伴。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也要看到，由于我国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未能得到根本转变，经济发展中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凸显，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破解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
正视这种严峻的现实，中国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这一全新的理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明确将这个概念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提出来。“推进两型社会”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给发展的品质赋予了新标准，也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了一个全维度的坐标。而且随之采取的一系列硬性措施让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不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字词：绿色GDP的政绩考核被引入发展，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生态补偿的体制机制稳步推进，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和环境监管体制向前迈进。
10年间，中国成为世界上投资清洁能源力度最大的国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2.9%；“十一五”期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14.29%，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减少12.45%，基本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纲要的目标任务；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全国森林面积由23.9亿亩增加到29.3亿亩，森林覆盖率由16.55%提高到20.36%；全国沙化土地面积逐年缩减，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向“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2002年七大水系重点监测断面中，仅有29.1%满足Ⅰ～Ⅲ类水质要求，2011年提高到61.0%；2002年近岸海域一、二类海水比例为49.7%，2011年提高到62.8%；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47.16万平方公里；2002年，空气质量达标城市的人口比例仅占统计城市人口总数的26.3%；2011年，325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含二级)标准的比例为89.0%。
今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将建设生态文明放在特别突出的位置。他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从这一讲话中可见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认识深度。”孙业礼说，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和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中国在现代化加速阶段，不过20年就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具体的解决方案，历史地看，这是了不起的，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走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新路。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把相关环保措施纳入到‘十二五’规划，甚至可能继续纳入到随后的五年规划之中，让人感到非常鼓舞和振奋”。英国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主任卡米拉·图尔明评价说，“(中国)生态文明的概念也许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同样有价值。”
启示五
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解决增长与发展的关系，使中国的现代化尽快走上创新驱动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发展是中国的第一要务，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而科学发展是实现发展的要义所在。树立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分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正确处理增长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其实质就是要处理好“快”与“好”的关系。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讲，‘快’与‘好’始终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何树平分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这是因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纵览世界，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两个百年”的战略目标，要求有较快的发展速度。但只求“快”肯定是不行了，还必须要“好”，要“又快又好”。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中，涉及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质量等目标实现的难度较大，这些都不是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可以解决的。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扎实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要求。2007年，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正式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并全面阐明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和要求。2010年10月，党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又好又快”指明了方向。
从“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不是一个顺序的简单变化，而是抓住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郑新立说，“这个重要调整，强调的是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反映了党中央对发展规律的把握和推动科学发展认识的深化，扩大了发展的内涵，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执政党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问题上最响亮的回答。
“转变发展方式，解决增长与发展的关系，使中国的现代化走上创新驱动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孙业礼说，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初，中央高层就曾论述了增长与发展的关系，后来进一步提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思想，强调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从重速度到重质量重效益，从经济增长的单兵突进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产业优化升级，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改善人民生活，迫切需要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有力的技术支撑，迫切需要加紧建设创新型国家。
正因如此，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要求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张宁解读说。
随后，国家科技发展蓝图——《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出台；相关激励措施跟进，调动企业的创新动力；各类国家科技计划强力推进，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大，维护企业的创新权益；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在一系列措施的促动下，2011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17.2万件，是2001年的近11倍；其中企业的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更是迅猛增加，从2001年的1000余件增长到2011年的5.8万多件。我国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也由2001年的1731件上升到2011年的1.64万件，世界排名从第十位上升至第四位。
今年7月，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召开，提出要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将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旨在形成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的“双核驱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大量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特别是发端于上世纪中叶的新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改变了人类现代化进程。科技实力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和基础。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真正赢得发展、造福人类，必须注重自主创新。”孙业礼说，每一次克服经济危机的过程，也都会是一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产力有新的突破、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过程。由此，中国可以在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基础上，适应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走出一条依靠创新驱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启示六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城乡、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使中国的现代化走上工业化、城镇化、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道路，逐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
由于自然、社会、历史等原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区域之间发展长期存在较大差距。“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传统发展问题与现代发展问题相互碰头”，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说，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中国比发达国家要面对更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好城乡、区域之间的关系，就有可能拉大发展的不平衡，甚至由此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城乡关系，是几乎所有国家都曾经或正在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孙业礼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国能否由发展中大国逐步成长为现代化强国，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用适合我国国情的方式，加快改变农业、农村、农民的面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正因如此，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连续九年的“一号文件”将主题锁定“三农”，统筹城乡发展，采取一些更直接的措施，扶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引导农民有序进城务工、安家落户，城乡二元结构大为改善，城镇化率从不到40%上升至50%以上。这十年，是我国农业农村发生历史性巨变、农民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是“三农”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期。
同时，十年间中央在继续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基础上，又先后提出并实施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形成了完整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连续4年超过东部地区，各区域发展向着更加协调均衡的方向不断迈进。
而城镇化战略是集城乡建设、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协调、综合实力提升、民生改善于一体的重大战略，是缩小落后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从实际出发，中央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要求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经过努力，到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第一次超过50%，按照这一发展速度，到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会达到60%，这意味着至少有一亿农民成为城市人。
“当前中国正处于人均GDP5000美元的爬坡阶段，能否有效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能否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加快农业现代化，减少农业人口，使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加快推动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是关键。”郑新立认为，这将与实现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主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为主的升级转型同样重要，关系到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启示七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注重宏观政策中的顶层设计，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关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这是改革开放34年来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郑新立说，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高增长、低通胀、高效益的平稳发展时期，经济增速在十年间连续保持两位数，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不仅如此，年度之间的经济波动的幅度也是最小的。而且，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展示出强大的应对能力。
郑新立将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归因为执政者对改革开放前20多年宏观调控经验教训的总结，针对中国经济形势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松紧有度，“通过宏观调控熨平经济波动，稳定经济增长”。
从“双防”(防通胀防过热)到“保增长”、“控物价”、“稳增长”，面对不同的经济环境与不同的调控目标，宏观调控政策也发生了多次重要变化。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从“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再到新形势下重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配合，在十年间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宏观调控综合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产业政策等经济手段，并与各种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相互配合，方式更趋灵活和科学，调控政策的内涵更趋丰富，更加注重遵循和把握经济规律，实现了从单一到多元、从政策到体系、从被动到主动，体系日臻成熟和完善。这是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坚实保证，也必将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在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也一直在探索如何处理政府干预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形成市场和政府干预合理的配置关系，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一直是个难题。”孙业礼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有条件、有基础更好地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10年前，党的十六大宣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10年，是进一步积极和总结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验的过程，也正是科学发展观形成和不断发展的过程。
孙业礼回顾说，科学发展观的第一次比较完整的表述，并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确立下来，就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和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是为了更好地处理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提出来以后，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强调完善宏观调控，而每次也都着眼于对宏观调控经验的总结。所以，宏观调控与科学发展观有着内在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科学合理的宏观调控是很难实现科学发展的。
国际金融危机正是对制度优势的考验。当世界经济仍深陷低迷时，中国经济在“看得见的手”的托举下，不仅率先回升，而且逆势攀升，四年间全国人均GDP翻了一番。
“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我们已经有了正确处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关系的很好的办法。”孙业礼认为，在此次应对全球世纪金融危机中，中国能够保持较好的发展，率先走出阴影，与我们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的这套体制是有关系的，“世界各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在研究乃至借鉴中国的经验。这也可以视为用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是一个贡献。”
启示八
不断增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凝聚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
进入新世纪新的发展阶段，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和战略意义变得愈加重要。
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进入了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期，人们精神文化需要更加旺盛，文化不仅成为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了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标志，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加快文化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团结和激励全体人民建设伟大祖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在当代中国，要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把亿万人民紧紧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全球范围内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激烈碰撞。这就使总体上处于弱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文化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如果不能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优势，就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捍卫自己的利益。
因此，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七大明确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明确提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在这10年间，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日渐成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被提到重要位置，目标是推进兴国之魂强大力量的形成和聚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要鲜明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问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基本要求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主要目的是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张宁说。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这一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深化了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为了有效地增强文化产品的供给，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体制改革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全方位推进。出版、发行、电影、电视剧和地方有线电视网络等领域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基本完成，一般国有文艺院团、非时政类报刊和新闻网站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不断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更富活力，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初步形成。
值得关注的是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两轮驱动、两翼齐飞的态势。实现大跨越、大发展。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取得可喜突破，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基本完成。文化与科技金融旅游相互融合日益加深，新兴文化业态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知名文化品牌和大型文化企业，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日报总发行量、图书品种和总印数、电视剧产量均居世界第一，电影产量在世界名列前茅，进入了新闻出版影视大国行列。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从希望转变成行动。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说，面对未来的发展目标，要继续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使主流意识形态被人们接受，发挥出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更加自觉自信地掌握未来竞争的主动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内涵有二：其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建成；其二是全面建成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加和谐、更加绿色的小康社会。”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此时谈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应当比2002年和2007年更加与时俱进，赋予新的内涵。而他所指的“新内涵”，正是在这一目标中加入“中国文化因素”，“只有现代化，还不具有独特性，唯有增加了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才能更加体现出中国发展的独特性。”
启示九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解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沿着中国人民期望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前进。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提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正在发生着变化。
10年前，当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西方媒体忧心忡忡地将中国比喻为“一头走进了瓷器店的大象”，这头大象面目祥和并非来势汹汹，但它庞然的体态就令西方不安。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崛起必将引起世界格局发生新的变化，而近代西方国家崛起无一例外地伴随着巨大的冲突。中国这头“大象”将走出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快速发展将给世界带来什么，这些问题曾令世界困惑不已。
10年过去，西方研究者中将中国称为“文明型国家”的人多了起来。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决定了中国不是一个寻求对抗的国家，而是一个寻求不同体制和平共处、互相学习、互利共赢的国家。
党的十六大以来，针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担忧甚至是质疑，中国非常鲜明地告知世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更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宫力教授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概括为四个特点：一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改变“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和逻辑，正在深刻影响着中国和世界；二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借力于经济全球化；三是，中国的发展全面融入世界，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第五大对外投资国和最大新兴市场，同时，世界共同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2003年至201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四是，中国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促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独立自主，牢牢掌握主权，同时，中国与各大国开启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进程，同周边国家利益交融进一步深化。
孙业礼说，中国在发展中当然会遇到资源、能源、环境等瓶颈制约，但我们确立了科学发展的理念，找到了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中国可以走一条与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不同的新路。“这可能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个鲜明的特点，也是我们对世界现代化的贡献。以往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现在，我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也有路可走，而且走得更好。”
启示十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发展中执政与兴国之间的关系，牢记宗旨，凝聚力量，顺应时代进步，顺应人民期待，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指明了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开创性重任。
63年前，如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这道历史考题，既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指导，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
63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到本世纪上半叶完成两个“百年”的宏伟目标。这同样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伟业，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
何以前行？唯有谨记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是始终坚持了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要求，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实践证明，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党的事业成败也在人民。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新命题之一，就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如何探索和把握为人民服务的规律，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方式与途径的创新。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改革进入攻坚期，各种矛盾凸显。同时，中国共产党这支队伍已从91年前的50多人发展到8200多万人，成为名副其实的超大型政党。“此时，我们党能不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能不能始终牢记宗旨、凝聚力量，始终顺应时代进步和人民期待，是对我们党最根本的考验。”叶笃初说。
党的建设是中国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党员队伍组成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富挑战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越来越成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关键的关键。
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政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
党的十六大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首次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全面总结执政经验、专门论述执政能力建设、指导全党担当起执政兴国历史使命的纲领性文件，它记载着执政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
2005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并用一年半时间，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这是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一次成功实践；
十六大、十七大完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进党的报告和修改后的党章，并确立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五位一体”的党建总体布局；
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等新命题……认识无止境，探索亦无止境。2012年1月9日，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重大战略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高度，从应对新形势下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出发，出台的又一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
可以说，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始终与时俱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最终要落实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叶笃初说，十年来“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并上升为国家意志，回应了人民的关切，而党治国理政的实践，正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生动写照。
在这十年中，党中央提出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中央领导层率先垂范，到2012年5月底，中央政治局已组织集体学习77次，140多位学者先后参与授课。在全党范围内，相继开展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为主题的学习实践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动，始终保持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先进性。
在这十年中，党始终强调建设高素质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是否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是否遵循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是否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否对子孙后代负责、对长远发展负责，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根本。
在这十年中，从“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到领导干部要坚持“八个方面良好风气”；从“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到“必须在全党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党始终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党建工作的核心，健全领导干部联系基层、联系群众制度。
在这十年中，党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深入开展专项治理，着力解决一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增强，进一步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
在这十年中，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党代会和党内选举制度逐步完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制度逐步健全，党的理论武装和干部培训制度更加健全，干部人事制度得以改革完善，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制度、反腐倡廉制度不断创新，十年间，制度设计已覆盖党的建设各个方面、每个环节，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体系初步形成，党的建设规范化、科学水平进一步提升。
“回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党的一个可贵之处就是从不回避问题。”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说，面对再困难的处境、再棘手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都会选择去正视它、解决它。展望未来，尽管仍面临许多挑战，但客观地讲，发展环境比起新中国成立之初、改革开放之初，已经有了巨大的跨越，“我们更应怀有战胜困难、迎接挑战的坚定信心。”
面对即将召开的十八大，我们充满着期待。(文/《瞭望》本刊编辑部)
中国公众新闻摘编：亓淦玉 |
